#有感而发#是程明帅小儿推拿推出的文摘类栏目
或许是真实生活的记录，或许是半虚构的二次创作
选摘的故事，刹那间的感悟
希望编者的解读带你走的更远
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故事
这些故事说起来和医学没什么关系
但故事绝对能算得上引人入胜
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这些也会是你启发孩子独立思考的好素材
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，但也是忘性最大的动物。据说有一种鸟，吃了扎嘴的毛毛虫，就会把这种痛苦的记忆刻在基因里，后代的小鸟崽子们就不会遭同样的罪了。
但人类太容易忘事儿了，就算拿个小本记下来也是翻篇就忘。
翻翻野史，发现就在1932年，也是武汉，也是一场瘟疫，不过那个时候是霍乱。
说起32年那次大霍乱。4月份武汉出现病例，很快蔓延到上海。（唉，这病毒走的路线都那么一致）
当时，人们会在街上见到地上画着石灰的圈圈，路边有道士做法、和尚念经，还有宣传员家家户户上门宣传注射疫苗。
水面下的暗流就更了不得了，这些后面的故事会讲。那时的人们大概是根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，才那样恐慌吧。
那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有的死于霍乱，有的吗就死在故事里了。
但你可能不敢相信，当时就有这么一个人，名叫伍连德，只有这个伍博士简单执着地相信，调整自来水价，让人人吃上干净水就能防治霍乱。
而故事里的其他人，杀人者，被杀者，年轻人，年老人，人人都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。
也不用嘲笑故事里的人，假如今天有人告诉你，新冠防治其实也很简单，你敢相信吗？
才下完一场雨，天气阴沉沉的。平安弄里拥挤杂乱，两侧楼房里伸出长长短短的竹竿，挑着大褂子和小尿布。
我找到最里面挨着水龙头的那座三层楼，水龙头年久失修，滴答不停。走进楼道，潮气逼人，灰墙上的白癣哗啦往下掉。
楼梯上淌着污水，每个拐角都有踩扁的烟头。越往上走光线越弱，越不像人住的地方。
要是换我，就算被当杀人犯通缉，也不躲这种地方，非把人捂成臭虫不可。
民国时期《良友》杂志上刊登的弄堂照片，上图是晾的衣服，下图是大妈在弄堂里刷马桶。
顶楼朝西的门开着，我站门口往里看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一只矮衣柜。桌椅上积着层厚灰。地上扔了几本翻得破烂的旧杂志，一本是《新青年》，一本《戏剧的园地》，还有几本是《礼拜六》。
《礼拜六》是一份通俗文学杂志，1914年创刊。它促成了我国第一次通俗文学高潮的到来。
停在衣柜前听了一会儿，侧身拉开门，一只匕首冲我肩头刺过来。我闪身躲开。正要还手，那人扑通地侧倒在地上，不再动弹，刀子也从手里掉出来。
我翻过那人的脸。跟报上登的人一样，就是许燕平，看着还不到二十岁，脖子里皮肤被磨得紫黑，衬衫上一片血迹，就剩一只扣子，袖子也是烂的，看起来遭了不少罪。
我脱下外套，蒙上他头脸，把他扛下楼塞进车里，带回望平街事务所。
这是去年（1932年）春天的事了，我刚刚接手一件富商在家中被谋杀的案子。警方很快确定了凶手，发了通缉令，就是这个许燕平。
案子是《时新日报》的朋友委托给我的，想做条大新闻。那阵子我忙着照顾家里，本没想接什么活儿，但一是推脱不了，二是报酬也确实丰厚。
我对上海地头不熟，托了青帮的老朋友，很快找到了许燕平的住处。不抢在巡警之前找到嫌疑人，就很难拿到独家信息了。
富商叫冯金贵，做西药生意，前年西药大王黄楚九病逝，冯金贵趁机吞入黄楚九大把产业，一举成了上海滩新晋名流。
案发两周前，冯金贵在报上发广告，将在他徐家汇的公馆里举办海盗化装舞会，邀请上海各界名流参加。
“舞会所得所有款项，均以英法药房之名捐赠于各时疫医院，救助灾民。”冯金贵是个业余慈善家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当年4月起，虎烈拉（霍乱）自东往西，席卷了全国。上海刚打了仗，难民和上流都往租界挤，租界内人口稠密，疫情尤其凶猛。
现在我还留着报道疫情的一份《文汇报》，说“本市虎烈拉流地以来，愈见猖狂，两租界时疫医院之病房早告人满竟至无法收容……华人竟有5407人死于该症……”
舞会当晚，冯公馆里商界政界名流聚集，有些躲在外地避瘟疫的，也特意赶来，不愿错过做慈善家的好机会。冯公馆外也热闹，一群群乞丐流氓四处游动，这种日子有钱人会大方不少。
巡捕房为维护舞会安全，还派了支警队，守在公馆内外。
民国时期指官员、富人的豪华住宅称位“公馆”。图为民国上海国富门路刘公馆。
晚上八点，所有人都等着冯金贵出来致辞，却迟迟不见他现身。记者都架好了闪光灯，有人文章都写了半篇。管家揣着演讲稿里外找了个遍，都不见老爷人影。
管家实在着急，就壮起胆子，进了老爷平时不让外人进的小书房。
楼下客人听见一声惨叫，接着又是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几声，满身是血的管家冲到楼梯口，直接滚了下来。
冯金贵在自己的秘密书房里安静地坐着，只是脑袋不见了。法医检验后，发现心口也有一处穿透胸背的刺伤，更骇人的是，他的腹部被利刃自肚脐到胸骨划开，腹腔内肠子全不见了。
管家醒过来，说话还不利索，但脑子很清醒，马上向巡捕房举报，行凶的人是流氓许燕平，证据确凿。
第一，他当晚在洋房外见过四处张望的许燕平，第二，许燕平一月前曾到冯家行窃，被冯金贵当场抓住，打断了两根肋骨。
许燕平醒过来，先是捂着后腰叫唤几声，压得折叠床吱吱呀呀响。“你是谁？”见我坐在对面，他问到，不过也没显得很惊讶。
他看看四周，问这是哪。我没回答，递给他一条湿毛巾。许燕平迟疑了一下，接过毛巾，狠狠地擦了脸，露出一张清秀的脸庞，像报上的电影明星。
许燕平发了会儿呆，从桌上抓起两只生煎馒头，就往嘴里塞，吧唧吧唧嚼起来。又抓起一块卤肉也塞进去，油从嘴边流下来。
“你是巡捕房的？”他端水杯的手停在半空，一脸警觉。
“我要是巡捕，你这会儿吃的不是这些，可能是鞭子。”
他放松下来，大口喝完整杯水，拿起耷拉着的破衬衫袖子一抹嘴，“不是我干的，我那天是想找另一个人。”
冯金贵有个女儿，叫冯小青。机缘巧合下，许燕平认识了冯小青，两人谈起恋爱。后来被冯金贵发现，把女儿关在家里。许燕平曾半夜爬墙，想从窗户进冯小青屋里，被冯金贵抓到，打折了他两条肋骨。
他伸个懒腰，疼得呲牙咧嘴，然后笑起来，“我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窗台相会，就是被老家伙给搅了。”
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莎翁杰作集第六种：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田汉翻译。
“一个贩牲口的泥腿子，现在倒装起了皇亲国戚，瞧不上咱们小老百姓。”许燕平说，冯金贵贩牲口起家，钱是有的，但算不上富，前几年突然转行做医药，从这发了财。
为断女儿的念想，冯金贵托人到处为冯小青说媒。这次办舞会，冯金贵有意邀请上海有家世的男青年，想借机相女婿，把女儿嫁入豪门。
“我那天就是想趁乱带走小青。”许燕平看着我说，“你不信？无所谓，现在就可以送我去巡捕房。”
我点根烟，也递了他一根，问他那天晚上都看见过什么。
他说，老兄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。抽了两口烟，很满足的样子，继续说，“我翻墙进了院，从后门进了大厅，混在人堆里，就上楼了，光明正大地去小青房间。”
“没成想一拐弯撞见个人，我赶紧躲开，我俩应该是没对上眼。”许燕平站起来比划，烟灰抖了一地，“我躲在柱子后头看着他鬼鬼祟祟下楼去了。”
“怪，怪得很呢。”许燕平说，“那人身上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袍子，戴了个鬼一样的花脸面具，跟其他人戴的脸谱都不一样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但你要说怪也不怪，化装舞会嘛——可人家都在底下撒欢呢，你悄摸地上楼来，肯定有事儿啊！”
许燕平又要了一支烟，一边点火一边嘟囔，他才是嫌疑人啊。他说，老兄我看出来您是干什么的了，您要是查清这事儿，兄弟我就不用蒙这不白之冤了啊。
许燕平想了想，说比较大，不像唱戏的面具，但他也说不准。我给了他只笔，让他画出来。
许燕平显然不善于画画，纸上的图案不伦不类。我没看出门道。
我问他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。许燕平说昨天跟人打架了，怕那帮孙子来寻仇，才躲在柜子里避难，饭都没敢吃。
我告诉他，要暂时没地方去，可以先住在事务所。自从我结婚，要料理家里的事，很少在事务所过夜。
许燕平不置可否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，你那架子上的书我能看吧。我说行，别给我看脏了。走之前，我又留了几块钱给他，告诉他可以托门外的报童买吃的。
冯金贵的案子已经炸了锅，几乎每种报纸上，他被是头版人物，比虎烈拉新闻还占版面。
《沪上新闻》上说“冯金贵是慈善界之重要人士......全力追捕凶手，乃系警界头等大事，亦全民众之义务。”
我翻了大小报纸几十种，终于在《寓言报》上翻到一篇对舞会细节的报道，说有人在舞会上看见了瘟鬼，大花脸，怒目圆睁，穿着花衣。
我拿着许燕平画的面具图，准备去圣约翰大学找一位熟悉民俗的朋友问问。出了望平街走半天，也没见到人力车。
自从有了瘟疫，街上气氛就古怪起来。路上人不多，都耷拉着脑袋，毫无生气。有时能看到有人闷声倒地，也没人敢上去看，都捂着鼻子纷纷绕开。
两个小孩从我旁边跑过去，大声喊着：“神仙驱疫喽，神仙驱疫喽！”
我继续往前走，见那两个小孩在一家门口停住。门口聚满了人，中间一个胖道士在石库门口摆坛作法。
人群里议论，说这弄堂里有一家人，全染虎烈拉死了，其他住家觉得晦气，就找了个道士来作法，冲冲邪。
我看看巷子两边的石库门，见家家户户都在门下都吊了一小布袋生石灰。据说这样能阻止瘟鬼进门。
石库门口摆了个简单供案，放了两个苹果，一碗黄酒。胖道士是个面色黧黑的中年人，摇头晃脑摇着铃铛念经。一个穿道袍的小男孩跟在他屁股后头。
小男孩举起一个纸扎，围着胖道士转圈。纸扎是只老虎形象，糊的很粗糙，上面写着三个黑字“虎烈拉”。
民国时期两个抬着纸扎人的小孩。纸扎就是用纸扎成各种人间物品，用于各种传统节庆和宗教仪式上。一般通过焚烧传递给神明或者亡灵。
突然铃铛停了，胖道士喊了声“东去，东去！”小孩走向供案东边，把纸扎插在地上一个蛤蟆状的纸扎上。蛤蟆背上画着一个红太阳，写了两个字“日本”。
胖道士一口闷下桌上的黄酒，指着地上的纸扎，喷出一团火焰，“日本”和“虎烈拉”瞬间烧成灰烬。
围观人一阵鼓掌叫好。胖子一脸得意，朝众人拱手说：“虎疫已除，各位乡亲安心回家，切记今晚要点着灯蜡，防这虎疫再回来。”
我走到胖道士身边，抓住道士右手，从衣袖抽出一根火引子。道士一惊，说道兄是内行，给留口饭吃。
我说你胖成这样，像是吃不起饭的样子吗。道士嘿嘿一笑，说当道士不容易，念经唱词那一套文把事引不到人了，只能加点武把事。
“武把事能吃肉，文把事连汤都喝不上，我有儿子要养，没办法呀。”道士摸了摸那男孩的脑袋。
道士从怀里掏出一张折的规规整整的黄纸，摊开一看，是一张道士证。
民国道士皈依凭证。道教分正一派和全真派。正一派主要从事画符、作法，平常可以在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结婚生子、食荤，遇到节庆、丧葬会穿上道服做法事。全真派主要从事练养和清修，需要出家，住在道观中，吃素，不能结婚。
我拉他到路边，让他别紧张，帮我看个东西。刚才见他作法，虽然是骗术，但像模像样，能混这行的多少懂点邪门歪道，或许能看出点什么。
看了一会儿，他脑门淌下汗来，说我确实说不上来，但有个同行可能知道，你要信我，就一起去问问，在大境关帝庙。
大境关帝庙是上海正一派主要道观之一。道观建筑原本是上海城墙西门北称箭台，明朝万历年间建庙以供关帝。辛亥革命后上海旧城墙拆除，只有这座关帝庙得以保留。
胖老道的同行是个瘦老道，不怎么说话。他看了那图，示意我们等一等，进了里屋。两只烟的功夫，瘦老道搬出一只黑木箱子。箱子打开，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面具。
他说，这些都是自己从各地搜集来的傩戏面具，可以按图对比一下看看。
我和胖老道蹲在地上翻找了半天，没法确定有没有图上的那种。我有点后悔，拿着这么张破图大海捞针，似乎有点蠢。
胖老道的儿子突然喊了一声爹，从我俩中间钻进来，伸手到箱子里掏出一只戴着官帽的花脸面具，眼睛瞪得要掉下来。
“我见过。”小男孩大声说。胖老道拍了儿子一巴掌，“瞎说什么，你什么时候见过？”
小男孩跟我要那张画，对比了一下，然后把那面具的官帽扯掉。
小男孩往后撤了几步，躲开他爹，说我就是见过，“上次那天晚上，咱们在杨树浦河沟的时候，旁边有家卖肉的，我看见他家院墙上有个人，戴着这样的面具。”
瘦老道凑过来，说哎呀，这是阎罗王啊，谁没事会戴这个玩！他说，这是个傩戏里的阎罗王面具，跟一般戏曲里的阎王不太一样，只有河北武安有一种叫捉鬼的表演才用到。
我问瘦老道，捉什么鬼，阎罗王又是什么。他说自己也没真见过，只知道是表演捉鬼，人人都戴着面具。
“戴着面具杀人，还砍人脑袋，恐怕是要除鬼吧？”瘦老道说，“这些年又闹天灾，又有人祸，天天打仗，什么驱鬼的仪式都有可能。”
又胡乱聊了一会儿，胖瘦老道也都说不出什么明堂。我花了一块钱，买下阎罗面具，去杨树浦找那家“卖肉的”。
河沟里一滩死水凝滞不动，表面泛着彩光，漂着垃圾和动物尸体。嗡嗡响的苍蝇在上空成群飞舞，形成一团团变幻的绿云。
远处的河沿上断断续续画着两条灰色的波浪线，是停放着的棺材。
几个月前这里遭到炮轰，几个月后这里又闹起虎疫，死了不少人。卫生局下了告示，瘟疫时期，家里不让停灵。人们把棺材拉到河岸，停够时间，再拉到城外义地。
河沟下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寻声过去，见水边有两个穿西装的人。一个戴礼帽，背着手站在那儿，另一个正猫着腰，查看河沟里的水，是戴金丝眼镜的老头。
听见声响，那老头回头看，一张黑黑的脸严肃地面向我。我呆愣了几秒，突然想起他是谁。
二十年多前，东北爆发大鼠疫，我去哈尔滨采访时认识了他，伍连德博士。从那之后，一直无缘相见，只听说他两年前回到上海，做了海港检疫管理处的处长。
我喊了声伍博士，他走上来盯着我看一会儿，想起我来。戴礼帽的也跟着走上来。
“来看看这里的水质，这次上海瘟疫这么凶，主要就是水源的问题。”他介绍旁边的人，“卫生局赵局长。”
“上海这样的地方，却有几十万人要靠这样的河沟吃水。”伍连德叹口气，抱怨了几句，说已经提交了报告，要求降低自来水价格，让所有人吃到干净的水。
伍连德是中国防疫事业先驱。他曾于1910年在哈尔滨成功领导鼠疫防治工作，金木在那时与他打过交道。1932年上海霍乱流行期间，伍连德组织设立中央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，并追究霍乱根源，要求相关领导从源头上提供清洁饮水。
沿着河岸走来一头老骡子，拉着大车慢悠悠地走。赶车的是个瘦小的男人，头脸都蒙着黑布，只露出眉眼，眉心一颗黑色的瘊子，眼皮松垮地眨巴，像在犯困。
骡车上印着蓝底白十字图案，这是普善山庄的收尸人。车上驮了四五口薄皮棺材，其中两口棺材用白字写着人名，另外两口只画了圆圈，应该是无名尸体。
普善山庄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民间慈善团体。民国初年，闸北贫民区儿童死亡较多，尸体常常弃于路边，沪商王骏生等于是捐资建立普善山庄，雇夫役穿蓝底白十字号衣收殓无主尸体。后来逐渐发展，建立了医院、义校等。
看见这场景，我们又聊起疫情的事来。聊得熟络了，我不客气地说，这情况赵局长你们也有责任啊，该早点推广疫苗。
赵局长收了收下巴，抬手在胸前虚点了几下，说：“金先生所言极是，疫情确实严峻，我们卫生部门——虽然在推广疫苗，但还不够，应该在继续在战略上保持清醒，准确判断形势，打好这场战斗。”
我没想到他突然打起官腔，就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。伍连德看看表，又看看我。我不想给他惹麻烦，上前握了握手，说你们先忙。
这时，那运尸体的大车慢慢经过我们身旁。我看见那骡子竟然在哭，大颗的泪水顺着长脸扑扑簌簌滴到地上。
他没抬眼皮，皱皱眉，眉心的瘊子跟着跳动，“悲肠自断非因剑，啼眼加昏不是尘。”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没慧根呀，没慧根。”就驾车离开了。
告别伍连德和赵局长，我沿着河岸继续找屠夫家。快到傍晚，遇到一队挥舞着苍蝇拍的儿童军，是学校里组织的灭蝇队，他们刚刚从一家屠坊门口灭蝇回来。
按着儿童军指的路，我找到屠坊。是个小院子，门扇却被钉了两块厚木板，挂了三道大锁。不远处有个秃顶老头，正抻长脖子朝我看。
他一手接过烟，另一只手摸着头顶刮痧留下的紫色痕迹，从头到脚打量我，说屠坊封了，你找李屠夫干什么。
刮痧是中国民间流传的传统疗法。操作时用刮痧板在人体表面进行反复刮动，直至局部出现痧点或微紫红斑块为止。据说刮痧能祛除邪气、治百病。
我说找李屠夫买肉。老头一脸鄙夷，把烟夹在耳朵上，又管我要了一支。
“你这小伙子不细致。满城的肉你不买，非要跟这独眼龙买肉？”
老头说，李屠夫的屠坊不干净，净宰些病牛瘟马，杀牲口的血水也直接倒进河沟，周边好几个人因此染上虎烈拉。
我说，那他们家人呢。老头一指屠坊，说都封屋里了。我说，那他们吃饭怎么办？老头吐了口痰，“饿不着，每天隔着墙头给他送菜送米呢。”
我没再理秃顶老头，绕到李屠夫家院子另一侧，垫块石头翻过墙头。院里面有四间平房和一个雨棚。
雨棚下两张大木案上，扔了长短不一的刀具和吊钩。旁边的大锅里泡着不知名的内脏，长了绿毛，发出恶臭。
我问有人吗，买肉，没人回答。屋里屋外转了几圈，没见人。
我想了想，掏出那阎罗王面具戴上，学着以前在北平见过的雍和宫打鬼跳起来。
1919年雍和宫内的“打鬼舞”。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密乘仪式舞蹈，蒙古语称“布扎克”，学名叫“金刚驱魔神舞”。
跳了一会儿，身上起一层汗，突然迎面一阵冷风，墙角鸡窝里钻出个影子。我下意识往后躲，一把剔肉刀在眼前掠过。
拿刀的是个浑身鸡毛的汉子，一脸横肉，左眼血红，右眼是个黑窟窿。
天色已经很晚，我又没来得及摘下面具，躲得有些狼狈。眼看要被逼到粪坑边，我扯下面具向他脸上丢去。
面具砸在他脸上，他突然扔掉剔骨刀，捂着脸哇哇叫着跌倒在地，口里喷出呕吐物，手脚抽搐成一团。
这时，鸡窝里钻出个四五岁的毛头小女孩，喊着爸爸冲过来，扑在李屠夫身上。
看症状李屠夫很可能得了虎烈拉。我赶紧把小女孩从他身上拉开，小女孩又蹦又跳地想挣脱，我只好把她抱起来，离李屠夫远远的。
等小女孩安静下来，我告诉她，必须找医生才能救你爸爸。她似乎吓懵了，睁大眼一句话不说，眼泪也不敢掉下来。
我把雨棚下的大木案拖到墙边，抱着小女孩爬上去，让她坐在墙头，我翻出后接了她下来。找到电话打给江湾时疫医院，等了二十分钟救护车来了。
随行的卫生处防疫员砸开院门，那秃顶老头也没敢阻拦。李屠夫被抬上救护车，我跟小女孩一起上了车。
小女孩缩在车厢角落，跟我远远拉开距离。我问她怕什么。小孩沉默了一会，指着我说：“都是你害的。”
民国《卫生月刊》刊登的上海沪西时疫医院外景及病房照片。该医院是1926年8月上海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开办的。
自从被邻居认作瘟鬼封在家里，李屠夫天天喝成烂泥，醉了就在院子里骂娘，说他杀了十几年猪，从没出过问题，该敬的神一个不落，该烧的香一根不少，怎么就成了鬼？
我把小女孩头上身上的鸡毛擦干净，用手帕擦净了脸。她不再发抖，仔细讲家里发生的事，一字一句地学父亲骂人的样子。
那天晚上，她被院里的响动吵醒，以为父亲又喝醉，就跑出屋看。一个戴着“那样面具”的人骑在父亲身上，手里攥着把尖刀要杀人。
“我快吓死，就一直喊一直喊，那人看见我，我就哭起来，他把我爸丢在地上，翻墙跑了。”
李屠夫醒来后，像被吓出了毛病，精神非常紧张，不敢再住在屋里，每天傍晚就带着女儿藏在养鸡的茅屋里。
我问小女孩，你们老家是哪里的。小女孩想了想说，河南的。我摸摸她的脑袋，舒了口气，松懈下来才发现，刚才一直紧绷着身体，肩胛骨都是疼的。
李屠夫到底没有抢救过来，我让戴戴托人把小女孩送去了教会的福利院。
那“阎罗王”去杀李屠夫，是在冯金贵遇害之前差不多二十天。如果他觉得李屠夫是瘟鬼，要杀鬼驱瘟，又去杀冯金贵是为何？
从医院出来，我浑身难受，出汗又着凉，头疼起来。于是干嚼了两片阿司匹林，叫辆黄包车回了望平街。这几年精力越来越不行，偏头疼也频繁起来，走哪都带着药。
到了事务所，没想到撞见巡捕房的老贾，这案子他负责抓许燕平。
老贾和几个巡警坐在我屋里抽烟，一点也不客气。我说，现在巡警串门，怎么还撬锁翻窗？
老贾拿警棍在门上敲了敲，“我是什么样人，你也了解，可惜你太容易信任年轻人了。”说着他指指行军床上带血的破衬衫。
离别是甜蜜的哀伤，我等不了。感谢金先生的款待，借您一件衬衣。另外，柜子里的酒很不错。——罗密欧
我把纸条放桌上，说：“你也了解我，知道我比你们快，但现在没用了，人跑了，我还赔了衣服和酒。”
老贾嘿嘿笑了几声，说聊聊吧，你查到什么，咱们交换情报，合作愉快。
“不用交换，我找到新的嫌疑人，你帮我个忙，抓到人了算你的。”我吞下一大口酒，感觉血气涌上来，太阳穴一跳一跳的，头脑清醒不少。
老贾很高兴，说只要权限内就没问题。我把许燕平看见面具人和李屠夫的事情告诉他，但没说许燕平和冯金贵的女儿认识。
“帮我排查一下李屠夫家周边，凡是日常从河沟取水的住户，哪些家有人得了虎烈拉，然后再找出其中的河北人。”我给老贾提要求。
案子查到这一步，只能这么办，至于许燕平，如果他去找冯小青出了事，是他的选择，我也顾不得了。
老贾爽快地答应，但有交换条件，如果查到最后凶手还是许燕平，我得负责给他找回来，我答应了。
临走时，老贾很疑惑地问我：“杨树浦那就是自来水厂，怎么挨着水厂还吃河沟水？”我说，你天天在租界生活，这是“何不食肉糜”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
之后三天，我都待在家里没出门，乱翻一些旧书，给报社写了两篇评论。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，但却几乎每个晚上都失眠了。
她很开心，也很轻松，觉得这是开始过正常日子的象征。
我也开心，但却感觉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慢慢地压上心头，透不过气。同时，脑子里又轻飘飘地散出各种幻想，有喜有悲，却都无处安放。
夜里，我俩坐在灯下聊天。我说，这下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。她扑哧一声地笑了，拎起我的衣袖在灯光里晃了晃，“写字还是弄一袖子墨水儿，别说老了，还没长大呢？”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起李屠夫那个小女儿，还想起了许燕平。
第四天早上，老贾打来电话，说查到了一家姓周的，家里男孩染虎烈拉死了。我问是河北人吗？老贾说，有人说是，但不确定，他们不怎么和邻居交往。
周家住在河沿的一座茅草棚屋里，巡警破门而入找了两趟，没见着人。我和老贾去的时候，还是没人。
棚屋里倒是空间不小，摆着七拼八凑的旧家具，窗户上摆了几只小孩的鞋子。我绕到屋后，看见几个一米多长的敞口木箱泡在烂泥里，一只箱子上搭了件破裤子。
我进屋看，是床边有一只褐色的粗瓷大瓮，瓮口扣了只黑色的粗瓷盘子，盘子上搁着一支糖葫芦。
老贾拿起糖葫芦，轻轻揭开盘子，大叫一声，盘子和糖葫芦都扔了老远。我看见大瓮里的东西，也吓坏了，不，应该是被极端恐怖震慑到了。
那瓮里装着黑色的黏稠物，一张惨白的小孩脸浮在中间，闭着眼睛，嘴巴微微张口，能看见里面僵硬的舌头。
等身上消了汗，我掏出手绢捂住口鼻，拿起桌上一只烟袋锅伸进在大瓮里，蘸了蘸。烟袋铜吸嘴黏起一块密密麻麻的黑点。
是草木灰，可能是为了防腐。但为什么会把小孩尸体这么放，我老贾猜了半天，也毫无头绪。
草木灰是柴草燃烧后残留的灰烬，属碱性，可用做肥料。
我把大瓮重新盖上，又把糖葫芦放回去，走出棚屋抽烟。天上大块的积雨云正向北快速地移动，空气里钻出断断续续的凉风，我感到皮肤上的汗在凝结。
老贾渐渐不怕了，好奇心上来，围着大瓮研究，隔一会儿揭开看一回，想找出什么线索。
我忍受不了他的行为，狠狠撞开他，大骂：“别他妈再看了！保护现场你不懂吗？”他揉揉肩膀，白了我一眼，“好好的发什么火，胆子小了？你不是什么大场面都见过吗！”
我没再理他。直到傍晚下起雨来，他才没了耐心，离开杨树浦，回去带人继续找许燕平。
我离开河岸在不远处的找了地方坐下，死死盯着棚屋，等有人出现。我不敢闭眼，一闭眼就看见那张惨白的脸，怕那脸上的眼睛突然挣开。
夜里九点多，雨下得正响，有个高大的人影出现了，进进退退犹豫很久，猛地朝周家的棚屋窜过去。我掏出钢笔，摘了笔帽握在手里，快步跟了过去。
那人戴着草帽，在棚屋门口又停了一下，这才摘了帽子抖抖水，侧身低头进屋。我贴着棚屋墙壁走到窗下，挪开那只小孩的鞋子，透过半截破玻璃看里面的动静。
那人在床边埋头坐着，肩膀发抖，似乎是在哭，也许只是太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身，摸了摸那大瓮，拿开那只糖葫芦，然后脱下湿透的外套，蒙在大瓮上。他蹲下身，两手将大瓮抬起抱在胸前，似乎力气很大，轻轻松松往门口走来。
我收起钢笔，不想再偷袭他，等快到门口，我直接走进去挡在他面前。他吃了一惊，抱着的大瓮摇晃两下，我伸出手帮他扶住。
这是个年轻人，跟许燕平年纪差不多，只是相貌长得粗犷，一张四方大脸，下巴上几根胡子。他虽然立即定下神来，紧锁眉头一脸凝重地打量我，但眼神还是有点畏缩。
我让他把大瓮放下，他把大瓮抱回床边，搁在了床上，站在那里不动，像是要随时抱起来走。
我从内兜里掏出烟，还没湿掉，就拿了一根，和火柴一块递给他。他抽起烟，表情松了下来，说：“是我弟弟。”
我问弟弟他怎么死的，为什么不下葬。然后补充了一句，说巡警来过好几遍了，不会再来了。
他抽完烟，伸手到裤袋里掏，竟掏出一副小小的圆眼睛。戴上眼镜，他的方脸更奇怪了。
“去李屠夫家的是我叔叔，杀冯金贵也是他干的。”他看了一眼大瓮，“我弟弟——我堂弟是得虎烈拉死的，叔叔受不了，要报仇。他说弟弟年纪小，是夭折不能下葬，要带回老家放进山里。”
他突然又拧起眉头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接着，他讲了自己知道事情，颠三倒四说了很久，但意思我听明白了。
周子游的叔叔叫周江，老家在河北武安鹊娥山脚下的村落里。村子很小，很多人都离开山里去了固义村。
周子游从记事的时候，就知道爸妈死得早，是叔叔婶婶把他养大的。但他也知道，叔叔婶婶想有个真正自己生养的儿子。
周子游读书认字，成年后想见世面，就独自来了上海，拉车、车间工干过好多工作，最后在报馆做了排字工人。
民国时期《大公报》的排字工。民国书、报、刊印刷工作中，排字工负责拣选铅字、拼版等工作。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、民国《少年周刊》创办人温雄飞等都是靠当排字工入行的。
大前年，周子游收到叔叔来信，说添了个男孩，就是他堂弟，但婶婶却死了。于是在堂弟刚满一岁时，叔叔带着他来了上海，靠打零工勉强过活。
周子游虽然算不上真正的文化人，但在报馆工作听到的多，经常给叔叔讲些新观念新事物。霍乱刚在武汉出现时，叔叔就警惕了，早早带堂弟注射了疫苗，没想到竟还是染霍乱死了。
周子游说，事后知道，堂弟刚发病送去医院那天，叔叔已经疯了一样。
“院长告诉我，他要带堂弟回家自己治，打了一个年轻医生，那医生下跪，磕头，扇自己耳光，怎么做都没法让他平静。我想，大概他是信了西医，又发现西医没用，这才受了那么大刺激。”
儿子临死前一个小时，周江带着一瓦罐肉汤到医院，不顾医生劝阻，喂儿子喝下。后来，周子游才知道，那熬汤的肉，竟是叔叔自己腿上割下的。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孝子》一篇，讲了一个叫周顺亭的人割自己的肉，熬油膏给母亲治病的故事。
“只要能救堂弟，叔叔相信任何方法。他去杀李屠夫，肯定是听了邻居都说李屠夫是瘟鬼。但你说他最后并没下手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周子游双手扎进头发，向后拢了拢并不长的头发，停顿了一下说，“但我知道他杀冯金贵是怎么回事。”
我想起李屠夫女儿说的场景，不觉呆了几秒。周子游叫了我一声，我回过神，让他继续说。
由于瘟疫和打仗，所有报馆都比之前要忙很多，过去一两个月周子游没怎么睡觉，每天凌晨一点就开始排印早报。
有天夜里，编辑急匆匆送来篇文章，让排在第一版。他快速把那篇文章扫了一遍，但那种状态下跟没过脑子一样，只记得是关于虎烈拉防治的，苏州的事情，作者署名嘟嘟。
刚排了个开头，那编辑又回来要文章，说有点问题，先不发了，换了一篇洛阳国难会议的文章的。
《申报》关于国难会议的报道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各界人士组成“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”，要求国民党“解除党禁，进行制宪”。1932年1月，国民政府于压力下决定召集国难会议。4月7日，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，议决采取“救灾、绥靖、御侮”方针，否定民主要求，还不准人民起来抗日。
他仔细回想了那篇文章的内容，立即反应过来不是小事：苏州有些人注射了疫苗还是染上虎烈拉死掉，作者嘟嘟暗中调查了很久，发现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早就有人怀疑疫苗出了问题，但都没传出来。
那记者设法弄到不同时间上市的疫苗，找医生朋友做了检验，发现有一批疫苗是勾兑的假货，生产这批疫苗的药厂，就是冯金贵开的。
这事他默默记在心里，时刻觉得着急，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后来，知道堂弟死了，他赶去叔叔家。那时，他不知道叔叔已经在医院闹过，还去过李屠夫家。
但听叔叔说堂弟打过疫苗，他马上跟说了假疫苗的事。根据周子游的回忆，最后一次见周江，是在冯金贵被杀前三天。
那天早上，因为如何存放遗体的事情，两人意见不合，周江骂了侄子一顿，就背着个破布袋出了门。
叔叔一天一夜没回，周子游担心起来，怕叔叔真去找冯金贵了。他了解周江的脾气，话不多说，但事情说干就干。
冯金贵惨死的新闻曝出来，他一点不意外，没想到的是，巡警要抓另外一个人。稍定了心，他决定守着堂弟的遗体躲一阵。
前天老贾的人在附近排查，才惊动了他，于是连夜逃走，什么也没来及带。
我想了一会儿，觉得他没说谎，问他知不知道面具是怎么回事。
他蹲下身，跪在地上伸手到床底下拿出一件花花绿绿的衣服。衣服抖开，看起来像戏服，但花纹比戏服鲜艳。
“这是固义村表演傩戏的衣服，叔叔每年都去那边看傩戏，有时候还拿了衣服和面具回家。来上海时，这些都带过来了。”
“面具叔叔只带来一个，应该就是他杀人时戴的，——你知道什么样吗？阎罗王，瞪着眼。”
他也没问我，为什么见过，而是跟我讲了《捉黄鬼》的事。
在武安固义存的傩戏中，有一出专门消灾祈福的戏，每年元宵节都会表演。戏里最关键的角色是黄鬼、判官和阎罗。
每场演出全村人都会参与，戴上面具扮演各种形象，一起捉四只黄鬼。据说水旱灾害、瘟疫蝗虫，都和黄鬼有关，人间不孝忤逆、恃强凌弱的事情，也是黄鬼作孽。
《捉黄鬼》是河北武安市固义村的傩戏，这种民间宗教习俗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，当地村民以这种仪式来求佑祛邪，驱瘟逐疫，到今天仍年年演出。传说扮演黄鬼的本地年轻人常会在演出后得病，后来总是找外地青年扮演。
“周江戴着阎罗面具杀人，你认为他是把冯金贵当做黄鬼？”我听完黄鬼的事，觉得没那么确定。但听他讲完戏里的情节，我觉得应该有结论了。
他说：“捉黄鬼的大场面在最后，阎罗下令把四只黄鬼押上行刑台处决，要剖腹抽肠。”说完他看着我，我点点头，知道他是指冯金贵的死法，就是抽肠的刑罚。
我俩在棚屋里待到凌晨，外面的雨停了，云层里隐现出月亮的影子。我觉得异常疲惫。
周子游告诉我，他回来是要取堂弟的遗体，准备带回老家。他也觉得，如果叔叔还活着，大概会逃回鹊娥山。我让他先跟我走，回一趟事务所，我会找辆车帮他运送遗体。
回到事务所，我给周子游找了件衬衣换上，让他先休息一会儿，等我找车。
拨了四五个电话，都没借到车，出租车公司的电话也没人接听。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看了看周子游，他坐在靠椅上打起了瞌睡，我的衬衣穿在他身上，紧巴巴的，看上去有点好笑。
突然电话铃响了，我赶紧接起，却是老贾的声音：“你干什么呢，一直接不上电话，快来卫生局，我抓到凶手了！”
“你先来，到了再说——不是许燕平，要不叫你过来干什么？”
卫生局门口地上长长拖着一条血迹，一直到路边一辆停着的巡回诊疗车，车门大开，车里病床躺着个人，几个护士照顾着。
他把我俩带到一间会议室，也没问周子游是谁。会议室的大桌子边坐着个人，两手铐着，脑袋被一个巡警摁下去，像是要折断。
周子游冲过去，大喊叔叔。老贾嘿了一声，让巡警拦住周子游，“怎么回事儿这是？”他瞪着我问。
我没回答，去看那铐着的人，他硬硬地别过半张脸，眉心一颗黑色的瘊子，眼皮费劲地抬起来，露出血红的眼珠。
我叫老贾到外面单独聊，告诉他周子游和周江的事。他很兴奋，快速梳理了一遍逻辑，提醒我说，案子结了算他的。
我说记得呢，不过我想和周江单独聊聊。他说随便，反正他已经认罪了，口供录了，作案过程也符合现场情况，凶器和人头都埋在他家后面。又招手叫了个名字，一个巡警跑过来，递来了刚才从周江头上摘下的面具，正是那种阎罗面具，只是破旧不少。
按照老贾和目击者的讲述，周江是有计划地到卫生局行凶。他躲在卫生局对面，半夜撬开锁，进到楼里，直接找到了赵局长的办公室，用砍柴刀劈开锁，闯进去砍伤了赵局长和秘书。
如果不是楼里还有其他加班的人，恐怕俩人都要被砍死。
老贾叫走所有巡警，留我和周子游单独和周江聊。周子游很紧张，一直发抖，眼泪止不住，就摘了小眼镜握在手里，一点不像在棚屋时那么镇静。
周江也不劝他，只跟我讲话。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。从儿子打疫苗，到杀死冯金贵，都说的清清楚楚。
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肯定记得我吧，我说你没慧眼。”
他说：“谢谢你那天让我知道，害死我儿子的不光有卖药的，还有卫生局。我没杀成人，但心里清亮了，也算瞑目。”
那天夜里，和巡警一同去挖凶器和人头，老贾告诉我，赵局长叫赵步生，以前是个学医的，没毕业就进了卫生局做文职，五年就做到了副局长，哪都有他的人。周江死刑是逃不了了。
天快亮时，我回了事务所，睡到中午打电话回家，告诉戴戴事情没完，再晚一天回去。这件事血光太多，我不想带着晦气回家。很奇怪，我竟也信了这个。
但事情竟也确实没完，如果当时我就开始写报道交差，大概也算不上大新闻。
下午四点，周子游来了，我以为是想让我帮忙找汽车，他却让我陪他去个地方。
中午他收拾了衣服棉被，去巡捕房监狱给叔叔送去。叔叔让他尽快去一趟红十字会总医院（今华山医院）附近的福寿棺材店，说有人在那等着。
民国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，是今天华山医院的前身。
我心里一阵烦躁，暗自骂了几句，刚想到晦气，又要去棺材店。当然，我陪着他去了，而且见到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人。
福寿棺材店大门紧闭，门口摆着两口开盖的棺材。敲了很久门没人应，硬推几下，门却开了，原来门并没锁，只是后面斜斜顶着根木棍。
店里不见人，屋里和后院摆的全是棺材，大的，小的，上漆的，没上漆的，棺头都雕着福字。
周子游急匆匆爬上院里的一口棺材，四下看一圈，大声说：“有人吗？我叔——周江先生让我们来的。”
院里还是静悄悄，突然吱地一声，旁边的一口棺材盖挪开。周子游吓得摔了下来，我紧跑两步也没扶住。
棺材盖继续挪开，棺材里冒出个扁扁的脑袋，是个留一字胡的中年人，看上去比我年纪大。他看见我，坐起来翻出爬棺材，又从棺材里拿出个皮包，还有一只照相机。
我说你这名字真奇怪，他撇了撇嘴，一字胡跟着变成条斜线。他说：“这笔名响亮，又显年轻。”
那天傍晚，我们就坐在棺材盖上，听嘟嘟先生讲那篇消失的文章幕后的故事。这故事一直往前推到了冯金贵的年轻时代。
和许燕平说过的一样，冯金贵年轻时做牲口买卖。同时，靠着不要命的性格，在各个军阀战区之间倒卖枪支，这才是很快发家的真正原因。
有钱之后，他认识了一个和自己差十几岁的穷学生，做了拜把兄弟，并资助他读书。这个穷学生，就是赵步生。
赵步生没毕业，冯金贵就花钱把兄弟送上了仕途，一路保驾护航到了副局长的位置。接着，冯金贵便做起了西药生意，也是一路顺风，越做越大，还卖起了假药。
“如今假疫苗也敢卖，不是谋财害命吗？冯赵二人狼狈为奸，其中的关系网非同小可，如果扯开它，不仅是件大新闻，也是功德无量的事。”
周子游也跟着生气，突然大骂起来：“操他娘的逼——这卫生局的也不是好货，我叔真该也砍死他！”
嘟嘟先生说，冯金贵这两年最喜欢的就是贿赂报馆，一方面压着自己的龌龊事，一方面也让报馆多宣传自己的产品。
“我在苏州就给他的人盯上了，没想到来上海那么多大报也发不了。我估计要完，自己可能性命不保，就找地方躲，躲来躲去，就到这儿了。”
嘟嘟先生躲进来的时候，店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发病死了。他藏棺材里三天，差点饿死，往外爬的时候，碰见周江赶着骡车来收尸体，救了他一命。
周江没和他说几句话，也没问他是做什么的，但之后隔三差五地，就来棺材店给他送点吃的。
他说得口干舌燥，问我有没有喝的，我掏出随身带的酒壶，他抢过去拧开盖，仰头就灌。一时间，四周特别安静，只有远处的狗叫和嘟嘟先生咽下酒的咕噜声。
那天晚上我把周子游和嘟嘟先生带回事务所，第二天找了出租车送周子游和他堂弟的遗体到火车站。
嘟嘟先生熬了两夜，把揭露冯金贵和赵步生的文章写完，却不知道该送去哪家报馆。我帮他打听了一些，都不愿刊登，有的连文章也不看就推掉了。
最后，《申报》的编辑朋友总算决定要发，报纸也顺利出了街，卖出不少，但当晚就再也买不着，还有几个派报点被砸，十五岁的报童被打成重伤。
嘟嘟先生心灰意冷，但也无处可去，索性剃了胡子和头发，换了副眼镜，混进了望平街里。他说，躲在棺材店的日子彻底毁了他的身体，恐怕再也没法做记者了。
半年后，我记得是中秋前后的一天。凌晨，戴戴喊饿，我给她弄吃的，忽然听到楼道里有奇怪的脚步声，像会功夫的人。
走到门口，见地上放着个信封。打开信封，只有一页纸，用钢笔写着：
赵步生十天后就会死，文章能发了。明晚十点，杨树浦周家故居。
第二天晚上，戴戴找出她那把多年没用过的掌心雷，让我带着。我把饭菜做好在火上温着，提前去了杨树浦。
勃朗宁M1906手枪，该枪设计尺寸小，比成年男性手掌还短，被称为“掌心雷”。
河沟里的棚屋都歪歪斜斜，看起来很久没人住了。只有周家的棚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油灯。
一个大个子弯腰钻出棚屋向我走来。当然是周子游，他的头发长了，换了副大号眼镜，看上去舒服多了。
屋里还有个人，在床上坐着。周子游端起油灯带我走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跳下床，发出嘿地一声，走到我面前，欠身点点头。
矮矮胖胖，脸上堆着笑，是赵步生那个贴身秘书。只是，他走起来一高一低，左腿拖在地上。
周子游拉了条凳子给我，“这位兄弟的名字就不方便说了，金先生只需要听他说就行。”
“金先生知道，冯金贵卖假疫苗，被杀死是罪有应得。只不过，这本该是我的任务。这任务是赵步生安排的，价值五根金条。”
“我不是赵步生的人，更不是秘书，具体身份就不说了，金先生也熟悉道上的事。赵步生升了官，想从冯金贵那发更多财。冯金贵却想把钱都吞了，好混进圈子，做个干干净净的上流人。”
我掏出烟抽，递给他一根，他先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大概是说谢谢我不抽。
“冯金贵把钱都花在记者身上，赵步生把本该给他的便利都送了我们。我们当然要保护他，帮助他——我就是做这个的。
“不过，看看我这条腿。”他把左腿刻意往前拖了拖，“他本该给我金条，却拿走了我的腿。”
矮胖子说，他早早就进了冯公馆，代表赵步生参加舞会的义卖活动，之后便躲在冯金贵的书房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每逢大事，都要先在书房单独待会儿。
“我只一下就刺进他心窝，没想到他皮肉厚，竟几分钟还不断气。想补第二刀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拧开书房的门，只好躲进柜子。”
他点点头，不再说下去。见我不吭声，他说：“接下来的事，你们都知道的。”
矮胖子看看周子游。周子游避开他目光，盯着油灯的火焰。
他先把冯金贵扶起来，看着他，好像很高兴冯金贵还没死透。接着，他放倒冯金贵，拿起砍柴刀想剁掉脑袋，剁了几下，真的就剁掉了。然后，他跪在地上拜了拜，剖开冯金贵肚子，一点点掏出肠子，可能是不熟练，他动作很慢，但比我狠。
矮胖子停下来，想了想，又说：他戴着那鬼面具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表情。
两天后的早上，望平街上比平时都拥挤，报童一个钟头卖掉比以往一天还多的报纸。
《申报》联合另外几家报馆，共同出了号外刊，报道了三件事：
第一， 苏杭宁沪假疫苗产业黑幕曝光，无良官商之苟且天理不容。
第二， 大药商冯金贵死亡案又爆内幕，乃遭卫生局局长暗杀在先。
第三， 卫生局局长赵步生遭帮派暗杀，四肢均被锯掉，死状惨烈。
据说，很多读者都连连称赞，说这号外刊实在好看，一段接一段，故事竟然天衣无缝。
因此，大家都特别想知道，这篇报道的作者「周自由」是个什么人。
关于这个案子，我以为太爷爷后来的笔记里会提到。他总会隔一段时间反思反思过去的调查，但这回没有。
但他记了一件事，三年后的一天，他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是十件高级衬衣，还有十瓶特级威士忌。
他找青帮的朋友打听，自己那个爱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年轻人后来去了哪。
朋友告诉他，现在不能叫他年轻人了，他手下已经有八百个打手了。
但是，希望你能留言多聊一聊想法，说不定明天或后天，我会再和你聊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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